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的专家宣称：瓦屋山是中国道教最重要的发祥地，且极可能是发源地……港台学者汤伟．侠、肖进铭等建议，尽快在瓦屋山建立国际道教研究中心、中国道教文化博物馆和道教生态教育基地。专家们还决定，今年10月在此举办国际道教文化研讨会。”因尚未读到详细考察资料，此文不拟具体评论，但对这条新闻的提法甚感疑惑。消息谓：“远在周代，瓦屋山即得以开发，……春秋末期，道教创始人老子经南方丝绸之路人蜀传经来到瓦屋山，并……隐于山中……”按：春秋以前是否已有“南方丝绸之路”尚难定论，老子出函谷关“去向不明”，“西出化胡”之说扑朔迷离，至于“隐于瓦屋山传经”更未见史实凭证，纯属传闻。若据此即断言瓦屋山是道教发源地，更属概念混淆，因为道家与道教是不同概念，老子应关令尹喜之请留著五千言时，未必已有设教传道之意，老子被追尊为道教教祖则是后世道教中人所为。很难据此类传闻遽定“道教发源地”。否则，“孔子问礼于老子”也可被解为“于子是道教继承人”了。倒是“钱安靖、张泽浜两位教授认为，瓦屋山的天师道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瓦屋山道教的起源与当地青衣羌原始宗教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论点颇堪咀嚼，然而此语恰反证瓦屋山并不是道教发源地。理由是：“蚕和蛹变成蛾，但并不就是蛾。”我认为，道教是古代民族原始信仰经长期发展酝酿演化的结果，根本不是由某人在某山凭空独创而成。
      对于早期道教承袭各民族原始信仰成分，学者们早有揭示，例如向达在《南诏史论略》(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说：“我疑心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氏羌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蒙文通在《古学甄微》(载《蒙文通文选》第一卷，巴蜀书社1987年版)云：“《晋书》又记：‘五斗叟郝索聚众为乱。叟即西南民族之称，知五斗米教原行于西南少数民族，符箓固非中国汉字也，故余疑其为西南民族之宗教而非汉族之宗教。”王纯五著《天师道二十四治考》(四川大学出版社)书中专列“五斗米道与巴蜀文化”一章，旁征博引论此甚详。顾颉刚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论及渤海地区方士求仙与道教的关系，他还提出中国神话有昆仑和蓬莱两系，但蓬莱系归根结抵仍出自昆仑系的卓见。
      道教虽尊老子为教祖，后又增饰黄帝、彭祖等神话传说内容以证其渊源古老，但早期道教既是以氏羌原始信仰发展而来，研究道教信仰源流就应先对古羌文化范围有个界定：古羌原本是生息于以积石山(阿尼玛卿山)至岷山为核心的甘青川地区游牧古族，此区出土大量彩陶即古羌遗物。进人新石器时期后，因部族蕃衍而分化支系。发样于姬水的黄帝族从青海大通河经甘肃大夏河向六盘山区迁徒，又北向屈英山(窟英山)遇著毛乌素沙漠之阻，遂折向陕北延河、洛河地区南下，渡黄河在秦晋高原扎根逐渐转为农耕生产成为后世夏周王朝族源。
      第二支发样于若水的炎帝族向东经川陕间向巴山和神农架以北地区，再散向中原，曾与黄帝发生“血流飘杆”的“饭泉大战”。又在跟强悍的九黎蚩尤族斗争中炎黄合流发展成后世夏周的另一族源。另一支古羌向西发展，转化成藏蕃各族；而顺雅砻江、大渡河向南迁徒的一支则演化成彝楚各族(任乃强著《羌族源流考》提出古羌从南向北发展的观点，但我意恰相反，因为任乃强把云南元谋猿人等古人类视为羌彝直系族源，但是化石古人类跟后世文明各族是不同历史范畴的研究内容，至少目前尚缺乏把两者直接连续的可信实据。同理，四川资阳人等化石亦难与当地彝汉各族直接连缀成信史系列)；还有一支古羌部族从川西雪宝顶顺岷江经玉垒山迁出山区，跟当地土族逐步融合而开发了成都平原，成为后世蜀国和巴国的祖先。这一支实即以治水著名的鲧禹族系，史称禹出生放汶山禹里，至今遗迹保存完好。虽然后世把大禹治水扩展为“平定九州”的全国性大事，我很怀疑原本只是开发成都平原战胜岷江洪水的史影，因随部族迁徒出峡而影响扩及全国。我曾论证鲧禹是中国历史上从母系社会转成父系社会的最早部族，所以有“鲧坼背生禹”和“涂山民化石生启”一类神话。这一支系在迁徒中从岷山(昆仑原型)带来了传统的巫教和万物有灵祖崇拜，包括月神、雷神、火神三合一的自然神观念、人死后灵魂必须返归祖籍的“指阴路”观念、圣山、圣树、灵泉崇拜、各种巫术以及被后人发展成熟的四方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等。现略举数例以示道教和古羌原始信仰的启承关系。
      先分析天师道祖师张陵的一些情况：张陵是沛国丰县人(今江苏丰县)此地是古时黄河入海口之一，所以张陵自幼熟知蓬莱仙话，有传说张陵是张良后裔，张良早年受教于黄石公，晚年从赤松子学仙，可知张陵曾受修仙思想熏陶。他七岁即读《老子》，年青时曾到洛阳
     “入太学、博通五经”，不但深谙儒道经典，且“放于天文地理图书仟纬之秘，咸贯通焉。”又曾修炼于北邙山。由于张家祖辈在四川做官，陵年青时游历四川，“防西仙源(昆仑)”、“入蜀，得炼形合气之术，辟谷少寐”，曾在巴郡江州为县令。为修道携弟子王长游淮，居桐柏太平山，从淮入鄱都阳，登庐山，到云锦山(龙虎山)炼丹，再“自浙逾淮，涉河洛入蜀山，于青城修炼，在云台山(阆中)升仙，享年123岁。”从以上简历可知，张陵是曾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修养广博深厚之人，他在广泛吸收各地传承信仰和神仙观念，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巫教法术基础上，经长期酝酿，并接受了黄巾武装夺权斗争失败的教训，而提出了适应时需的新教义；天师道采用符咒巫术、祀神驱鬼、治病救人、切中时弊而深获人心，得到迅速发展。
      所谓“五斗米道”，历来多被解为因募集信徒时限收五斗米而得名。四川省博物馆王家核对此提出新见，他在研究道家“漓沉山治”地名原义时指出“……丽元(漓玩)一词，应是蜀人的专用词……蜀人坟包上所立之石镜。最著名的石镜是成都所存战国遗迹城西北角五担山石镜”。并引《蜀中名胜记》武担山……一名武都山”，《路史》曰：“开明纪墓，今武担山也。”王家核指出：“武都之名当为族称，甘肃、陕西、四川皆有湖北武当山、川南‘五荼夷、‘王斗夷’亦皆得名于汉语音写之……西南夷氏羌系兄弟民族。”实际上五斗米道最早创立时是巴（宗贝）人之教坛，后被张陵、张衡、张鲁改造为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但此名更有上应天象之义，拜北斗(天枢)、祟斗姆是羌族巫教和天师道一脉相承的重要内容。按流行于川滇少数民族间观念。阴历六月廿四日北斗星的斗柄向上为大暑，又是“川主节”，祭二郎神，又是“火把节”和“星回节”。李思纯在《江村十论》中论证二郎神和“梅山七圣”、“哮天太都是古羌族祟拜的游牧狩猎神像；而二郎神被奉为“川主”，至今供于都江堰(灌口)“二郎庙”中，更证明早期羌人从岷山南下开发成都平原和治水的历史；“火把节”流传在川滇彝白各族，“星回节”更是大理国时代著名故事。
      东汉后期，四川天灾频繁，瘟疫流行，《广弘明信》卷八引李膺《蜀记》谓：“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入鹤鸣山，自称天师。”符咒、法术多从羌巫传承变化而来，天师道擅长的踏是步斗祈寿之法也源出氐羌。诸葛亮在五丈原披发禳星拜斗以祈续阳寿之法可能也从氐羌巫术袭取，他收姜维为继承人，除看重姜维文武全才外，其实也有姜维出身氐羌的原故，至今京剧脸诺中姜维额上有“阴阳慧眼”表识，决非偶然，这正是氐羌祟拜的二郎神形相传统。《张天师传》谓“老君驾临鹤鸣山传度”，天师“依告命战鬼于蜀(青城山)，荡涤区薮鼓，夺鬼幽狱，复为二十四福庭，每治立阴官一个、仙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为何要战于青城?战的什么“鬼”夺的什么“狱”呢?道经中的昆仑山是天上神山，青城山则是“昆仑下都”(大地的昆仑)。而青城山原名清城山，原出古老的“清虚以守神”观念。《列子’周穆王篇》谓：“清都、紫微、天帝所属也”，东主朔《五岳真形图序》曰：“青城丈人，黄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岳之上司。”天堂原是人们的反映，从地形看，青城、天国、鹤鸣三山一岭连续，均出邓睐山脉南段东支。从历史看，宋《舆地纪胜》谓“青城山为童卜韩胡通华捷径”，这“董卜韩胡”即古代嘉戎羌人后裔(中称“嘉良夷”)。而生于汶山石纽禹里的治水大禹正是嘉戎羌之祖，当地今日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至今这支藏民服饰尚白。《吴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乃有几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造被昌’……禹因娶涂山(氏)”。可知青城山本是羌人圣山，此地为巫教大本营，也是古羌开发成都平原的出发点，是从岷汶地区搬迁向平原时最后一外把神祖庭，是神道设教的最重要据点。张陵吸取羌裔巫术创成天师道后，用先进的文明宗教仪轨大法战胜原始巫教，把青城山改造成道教福庭，那道理就跟西藏历史上莲花生大师用密宗大法战胜苯教巫术又吸纳苯教巫术一样。我在青城山发现了不少这场天师道跟羌巫斗争的遗迹：三足蟾。在青城山道观主殿石阶前立有一只大鼎(香炉)，这鼎的两腿立于台阶上，另一腿则镇压著一个昂道怒视的三足蟾。而大殿梁柱上有不少“刘海戏蟾”雕饰，大殿庑廊旁的花园围栏上更有十几个古老的石雕“刘海戏蟾”。同样，在灌口“二郎庙”主殿两侧建有宏传的“钱库”，钱库顶上蹲有一只三足蟾。四川特多“刘海戏蟾”神话，并讹为“刘海戏钱”，为什么?
      原来从岷山(昆仑)下来的鲧禹这支羌族有自然祟拜、祖灵祟拜、图腾祟拜等许多原始信仰，其崇拜的核心是月神、雷神、火神三合一的“熊”(音nai乃)——这个下面只有三点的怪字已被后人淡忘了，但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却仍保存，释为“三足鳖”。史籍有“鲧死化为黄熊”、“禹通（辗）辕山，化为黄熊”之说，实际都是“黄熊”之误，又写作“能”，是一种奇特的三足蟾形相，亦即后人所见“月中蟾蜍”本相。流传于四川的“刘海戏蟾”即三足蟾。这刘海出身世说纷坛，实际上他是川西北古羌游牧民“披发”之像，哆口嬉笑的胖娃娃造型至今广泛流传于甘、青、川、陕、晋乃至大半个中国民间，后来变出的一串金钱其初只是一串月亮——十二个盈亏变化之月相，只因四川人“钱、蟾”音近而讹，又因后世希冀发财而成“戏钱”形状。追溯其源，刘海却是古羌祖灵鲧禹尊容本色。天师道在青城山战胜羌族巫教遂用大鼎永镇此三足蟾放大殿前，用志张陵之功业。不过天师道扬弃和吸收氐羌巫术仍有不少遗迹：道家祟拜天、地、水“三官”，尤重水官，即鲧禹治水，二郎神李冰父子治水等史影的凝固。至今道士作法用“禹步”，据说祖承于禹，为何那三进一退的步法出自禹。史称禹治水因受寒得“偏枯之症”，足破。其实禹本是“三足娘”不得不跛，并非病态，而是神相，因而有神效。今日川滇彝族巫师(呗摩)仍有“蛙主淫，不入祀”，而又有“创世神蛙”观念。纳西族巫师(东巴)则有“创世蛙蟾”和大量有关经文图籍，各地萨满法鼓法器都有蛙。苏州万寿宫前牌楼上塑有立於云端的三足蟾——熊形“刘海戏蟾”还演变成“和合二仙”(盒中常有蛙形)。
      晚唐道士杜光庭在成都玉局观撰成《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强调综合认识天师道各化(治)所属地望、五行、所配节令，尤其注意到二十四治的设定跟“上应星宿、干支人属、神仙灵迹”的关系，从整体看，二十四治的分布原有上应二十八宿之义；从个别看，每一道教圣地都选择林木蓊翳的形胜之山，还特别讲究灵泉石洞、奇石的涵意，所以道家圣山多称“洞府”，这跟古羌“祖灵归籍”观念有关。道教祟尚天人合一，上下天庭通对圣树圣山、灵泉获得入神沟通和交际。这些问题研究者已多，我只就洞穴、黄泉观念作点议论：
      《玄中记》：“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潜行，分道为三，道各通一处，西北通昆仑。”“彭城北有九里山，有穴潜通琅琊，又通王屋，欲呼为黄池穴。”“吴国西有具区泽，中有包山，山有洞庭宝室，人地下潜行，通琅琊乐武。”(按此即太湖西山“林屋古洞”，道家著名“天下第九洞府”，洞在水平下面，深不可测，至今无人能走到尽头，俗称西通湖南洞庭，故称“洞庭山”，而苏州洞庭东山至今存有“柳毅井”，即湖南“柳毅传书”故事)从上引数段可知，道教实际承袭了古羌地下阴穴贯通全国观念这实在是人死灵魂循阴洞“黄泉路”返归祖籍的体现。《云笈发七签》卷二十八“阳平治”条有云：“……二十四化各有一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人世死生兴废、水旱风雨，预阐于洞中焉。……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眉……嶓冢亦各有洞天，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实际上，丰都鬼城、幽具鬼界等都从古羌原始信仰中发展而来，其古老形态至今在彝族纳西族巫教中尚有不少遗存可徵。四川各地发现的“石室窟墓”、“船棺葬”，乃至沿长江散布的大量“崖墓”都是古羌“人死，亡灵乘舟返归祖籍”观念的变型，崖墓下常傍大河，或有灵泉，例如洪县崖墓旁就有著名“覆船石”，据说石下有被镇压的通海暗泉，苏州福泉山出土大量古物，其“山”型实是覆船形人工土丘，显然也是“覆船通阴泉”古观念之“变型”。重庆东北有石鞋镇，原名“石船”，沿长江遗迹更多，皆属同理。
      利用地形附设教义最典型的是四川间中的云台山治。张陵晚年到云台山修炼并在此飞升成仙。四川阆中丝绸集团公司科研所高级工艺师董军文对云台山研究多年，撰写有专门论文指出：战国时期间中曾是巴国首都，创造浑天仪及“太初历”的落下问就是阆中的少数民族天文学家，阆中城所倚靠的幡龙山脉——云台山恰呈‘太极八卦’之蟠龙形，山中道观仙迹星罗棋布，主峰又称“天柱山”，东晋画家顾恺之为此曾著《画云台山记》。
      道教是中国民间自创的宗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至今在民间仍有深远的影响。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