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往往误以为道教人生价值观是只求解脱个人一已生命的“自了汉”。实际上，道教《度人经》明确提出了“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思想。如果借鉴佛教区分小乘、大乘的做法，我们可以说道教历史上也有从小乘向大乘的发展过程。早期道教讲个体的修仙了道，以证个人生命之不死，没有普救众生的思想。东晋著名道教者葛洪虽然反对道士躲入深山老林独自修道，主张救世，但那是要调和儒道矛盾，使道教的个体修仙不悖于儒家的家族主义伦理观，不脱离宗法社会讲群体的现实需要，以便更顺当地完成个体修仙的追求。当然葛洪这种入世救世的主张，无疑对道教中的隐修道士给予很大冲击，而以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来说，足以影响后世道教的发展倾向，使之具有一种较强的入世精神，关心社会人生。葛洪之后，道教灵宝派明确宣传“济世度人”的思想，其代表作即取名《灵宝度人经》，称有“度人不死之神”，“无量度人”。所谓“无量度人”，就是《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姻缘经》中葛玄所讲的“救度国土民人”、“度诸苦厄”、“拯救危机”。这种首先解度他人生命，然后在度救一己生命的高风亮节，就是大乘道教的宗旨所在。而小乘道教则是葛玄所批评的“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亦即只顾自家生命的成仙了道，没有想到要解救全人类。大乘道教把解救人类生命乃至一切生命放在第一位，自己也获得了最高的拯救，飞升为“天仙”；小乘道教只顾自己了生死，结果反而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的拯救，仅仅成为“地仙”。
      不少道经表达了立功济人、无量度人的大乘道教精神。杜光庭《东院司徒冀公醮天罗词》：“大道好生，垂法济人，有感斯应。”又其《田崇谦卢昭又受六甲箓词》：“寿年增益，济人佐国，宏道宣经。”“好生”与“济人”，这是大乘道教的最基本要求。只修一己身体的长生不死，是丝毫不“足贵”的，只有“济度一切”，“功及于物”，使之不死，这样的长生，才是最可宝贵，“乃可为重”。独守山林的小乘道教，毫无忠孝仁义之功德，不仅说不上救人，连自己生命都拯救不了，“永与道隔”。大乘道教以救世为急，以开度天人万为先，功圆果满，水到渠成，得道登仙。《赤松子章历》卷三《天旱章》发誓：“不散道德，助国扶命，拯拔一切，救物为先。”《宗玄先生玄钢论·明取舍章第三十二》指出：“济物功未备，登仙之路犹远。”《道法心传·功行为先》以诗歌言志：“行法做神仙，功行要为先。济民并救苦，白日可升天。”《洞真太上八素真经三五化妙诀》称大乘溥济以教化众生为急：“欲成大乘，大乘以溥济为先，溥济以开化为急，急救众生，守一存三行五无懈，必究大乘。”
      《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说：“夫道者，谓道路也；经者，谓径路也；行者；谓行步也；德者，谓为善之功德也；法者，谓有成道经可修读而得道也，谓有成道路之径可随而行之。夫有德之人念施行诸善行者，谓举足从径行，乃得大道。此欲贤者，因经法思念十善，施行功德，功德已行，为得道。譬如举足，因成之径，行步以前，当得大道。”这套修行法，旨意仍是要人建立功德，切忌坐而论道，“守道”而不行动。太上老君作《道经》，指明修炼登仙的大路，但仅仅有路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行走，故又作《德劲》，德即是“为善之功德”，必须践行功德，得道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诸真内丹集要》卷下指点修行人：“至如飞升尸解二者，又须功圆行满，代天行化，有济物利人之劳，方可至也。若无功行，但可延年益寿，亦不能为仙也。”没有济物利人之劳，无功无德，只可延年益寿，不能成为神仙。
      入门修道志向要大，大志方得大乘，大根大器的大乘是“普度为怀”，而非“独善其身”。这些就是大乘道教讲求的济度精神。大乘道教“度人为先”、“无量度人”以及“先人后己”从而成仙的精神境界，既是利他主义的，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利己的，因为其最高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己身”成为“天仙”。这正是大乘道教的精神：利他又利己，度人终度己。在大乘道教看来，那种自家生命自家了的自了汉，只能成为品味低下的“地仙”而已。
      所谓“道士”指什么？《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霄经》称：“人行大道，谓之道士。又云：从道为事，故称也。”行大道者，以道为事之人叫道士。《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一《太上出家经训》说：“道士者，谓行住坐卧，举念运心，惟道是修，惟德是务，持斋礼拜，诵经烧香，奉戒修身，然（燃）灯忏悔，布施愿念，讲说大乘，教导众生，发大道心，造诸功德，普为一切，后己先人，不杂尘劳，惟行道业。”又卷一引《太真科》称：“道士修习经业，以五千文为先，讲说通解，度人济己，开化无穷，此为大乘之人。”作为道士，必须成为具有“度人济己，开化无穷”精神的“大乘之人”，而且要把这种“造诸功德，普为一切”的大乘之道广为宣讲，教化普度众生，从而获得“天上地下，六道四死”的敬仰。一切行为，惟道是修、惟德是务、惟行道业、从道为事的有道之士，通过积极发扬自我能动性，肩负拯救他人与自身生命的重任，“道士”的人生绝不是“自了汉”的人生。